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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诡影下的除夕“空投”红包的姥爷让人想笑又想哭

作者:lovebet爱博-lovebet官网-爱博体育app发布时间:2020-01-31 09:51:44

  人常说,在红包里能读懂中国。这里有长辈对晚辈的关爱,有平辈对友谊的珍视,有复杂人际关系的“情”与“面”。而“姥爷不要我了”视频中和口罩一起空投而下的红包,因为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多了份令人酸楚又温暖的感慨。

  遍布全网的肺炎防疫消息中,有一则特别的视频在除夕夜刷遍网络。家住河南的外孙给姥爷送吃的,在家里都要戴着口罩的姥爷隔着门叫他赶紧走:“过年我就想自己过,你赶紧走。一会儿东西我给你扔下去。”“高冷”姥爷从窗户口对准外孙空投了一包物件,外孙捡起来发现,那是一包口罩,和一个红包。

  @摸鱼能手邓大头 微博视频截图:《河南宣传肺炎有多厉害呢?就是,我姥爷不要我了……》

  人常说,在红包里能读懂中国。这里有长辈对晚辈的关爱,有平辈对友谊的珍视,有复杂人际关系的“情”与“面”。而“姥爷不要我了”视频中和口罩一起空投而下的红包,因为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多了份令人酸楚又温暖的感慨。

  红包,是人情距离的载体。它为我们的人际关系,抻出亲疏有别的形状。最亲的长辈,会用手递给你纸做的红包,再摸摸你的头,而在线上红包时代,抢红包成为一种游戏,拿红包得到的人情味儿,一年比一年淡。线上红包成为了人们之间“距离”的产物,成为当代碎片化生存的象征,生活中的过客来去匆匆,线上红包在帮我们维系着不稳定的、时远时近的人际空间。

  追求传统年味儿的人们,可能希望春节亲人们能聚在一起,可能不喜欢人们捧着手机抢红包而忽视了与身边人的交流。今年疫情之下,仍然有很多人不顾危险选择走亲访友,为了能过一个有滋味的好年。劝家人不要出门拜年的年轻人,多少人害怕长辈们用一句“大过年的”来搪塞。但是物理距离,并不能和心理距离画等号。那位说着“过年我就想自己过”的老人,虽然和外孙隔着一扇门的距离,隔着几层楼的高度,在空投红包的那刻,他们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

  今天的推送是一篇关于红包变迁思考的文章,但愿你能从中看到更多。我们注定要度过一个艰难的春节,一个忧心武汉疫情动态的春节,也是一个在“距离”里能感受到人情况味的春节。团聚虽然无法实现,但放弃团聚的决定、空投的口罩红包,或者一个远距离的线上红包,都包裹着你我最深沉的爱。

  传统意义上的春节红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压岁钱,是长辈送给晚辈的春节礼物。古时的压岁钱是红绳穿着的钱币,《燕京岁时记》中记载:“长者贻小儿,以朱绳缀百钱,谓之压岁钱……取谶于吉利,为新年休征。”

  关于压岁钱的传说有很多版本,但是无论是压住传说中的怪兽“年”的“压祟钱”,还是“压住年岁,健康快乐”的“压岁钱”,都带着长辈的祝福和节日的彩头。随着纸币的普及,红绳被红纸替代,压岁钱以我们熟悉的红包形式出现。春节红包带有中华文化的象征意义,本身就是一种仪式。

  在乡土文化中,“家”的概念不仅限于直系亲属,而是代表着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家族。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红包受到“孝”文化的影响,表面上,春节红包是一种从长辈向晚辈单向流动的礼物,实际上则是对拜年这一“孝”的行为的回赠和鼓励,自上而下,“以慈促孝”,成为一种固定的情感流动仪式。

  在这种情感流动仪式中,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情感交换是非利益的,表达性的,是自发的真情实感;但是同时,红包也附着家族的权威和必须遵守的规范,是利益的,工具性的,是道德的义务。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就将礼物置于乡村的情感关系网中进行考察,提出乡土社会的人情伦理是利益和非利益、表达性和工具性、自发情感和道德义务的杂糅。

  《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作者:阎云翔,译者:李放春/刘瑜,出版社: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2月

  如今,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回到乡村老家过年,往往不习惯家族团拜、磕头拿红包的诸多习俗,这或许就是因为远离了乡土生活的人,难以接受这种存在于人情社会中的杂糅。

  在城市生活中,家族的观念淡化,核心家庭成为主流。与传统的乡土社会相比,核心家庭的红包,少了展示权威的工具性意味,表现的是多重嵌套的互惠关系。

  红包本质从表达关爱和家庭权威的仪式载体,变成一种“礼尚往来”的礼物交换。人际规则要求你,如果孩子收了长辈的红包或者别人家的红包,你就得给这些红包的提供者准备旁的礼物,补品也好,年货也好,形成礼物的互换。两家人也会因为这些社交礼节,维持着较为亲密的互动关系。

  这种多重嵌套的互惠关系,促进了各个具有血缘关系的核心家庭之间的联系。你来我往之间,红包成为两个核心家庭的人情纽带。作为礼物的红包,随着节庆一起,成为了一种仪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广义的家庭关系再生产的重要场域。

  近些年,移动支付的普及让线上红包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逢年过节在微信群中抢红包成为一种新的习俗。根据微信发布的“2019年春节数据报告”,从除夕到初五期间,共有8.23亿人次收发微信红包,同比增长了7.12%,其中,90后成为收发红包最多的群体。拿着手机一边“收收收”,一边“发发发”,是当代青年的过年实录。

  当抢红包的活动出现在家庭群中,往往发红包的人不再只是长辈,领红包的人也不再只是晚辈,人人可发,人人可抢,没有了“点对点”的礼物交换,也打破了春节红包流动的传统结构。传统春节红包一般只存在于家庭之中,而线上红包广泛存在于各种社交群体之中,还被商家开发了推广和互动的商业功能,作为节庆仪式的红包通过移动支付被泛化,不再单单存在于家庭关系之中。

  学者张放对此评价为“触动以纵轴为中心的传统家庭关系,消融家庭与社交的边界,解构家庭节庆的神圣空间”,家庭关系在线上红包的流行中被扁平化,红包的社交化和娱乐化也让春节红包不再独属于家庭和家族,线上红包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传统红包与家庭关系再生产之间的紧密联系。

  再加上线上红包往往有金额不会过大、可以随机“拼手气”的特点,“抢红包”更像一种游戏,而不是一种仪式。《游戏的人》一书提出游戏有自主参与,不涉功利和进程独立三个主要特征。线上红包恰恰符合这三个特征:参与全凭自愿,并不像给长辈拜年一样有道德情感的约束;金额不大,运气随机,很难有人通过领红包来“发大财”,也很少发生现实中相互“算计”红包大小的情况;发生在群聊之中的抢红包,在空间上局限于群聊这一虚拟空间,时间上也有始有终,空间时间都具有独立性。

  《游戏的人》,作者:[荷] 约翰·赫伊津哈,译者:何道宽,版本:花城出版社2007年9月

  抢红包虽然也维系了家庭关系,具有情感交流的功能,但是由于其游戏性,带有了一定的“去权威化”,娱乐性和泛社交的特点。或许也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于“年味”的期待转移到了“抢红包”这一活动上。对于互联网的“原住民”们,鞭炮庙会不符合都市性,给长辈拜年面临着各种尴尬的提问,春节联欢晚会已经转变成了“吐槽大会”,抢红包的游戏可能正在成为他们新的节庆仪式。

  虽然线上红包是具有娱乐性的游戏,但是随着线上红包的社交化,越来越多的规则渐渐产生,抢红包也包含着社会权力关系。暂且抛开家庭的春节红包,线上红包正在创造着互联网空间特有的规则和礼节。线上红包可以是人际破冰的策略,进入新的群聊,发红包在变成说“你好”的基本礼貌;红包也成为了请人帮忙的必要流程,领红包帮忙投票、点赞等等,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能发红包不转账,为的是增加人情味,减少债务、AA制等金钱关系的生硬;领了大红包,不再发红包,可能被认为是小气、丢面子……

  随着线上和线下社交空间界限的模糊,“抢红包”复刻着人与人之间的权力互动,也产生了特有的人际关系新规则,开始具有仪式所具有的规范和引导功能,可以说,微信红包成为一种社交的新仪式。

  传统的春节红包是典型的仪式行为,意在通过仪式行为加强参与者对于“孝”和“家”的认同感;线上红包虽然带有游戏的娱乐性,但是其中出现的互联网社交礼节也形成权力空间,红包成为社交关系的象征性符号,抢红包成为了一种“半娱乐、半礼仪”的仪式互动。

  也就是说,以红包为代表的礼物交换,真正被交换的并不是物品本身。或许,仪式感,才是春节红包的题中之义。

  作为成长在城中村的孩子,还记得小时候,大年初一的清晨,每个大家庭都纷纷“组队”,爬楼串户,给“五服”之内的家族长辈拜年。随行的孩子们或多或少都会收到压岁钱,孩子们无法搞清楚家族关系,也不妨碍他们开开心心收下红包。这样的场景,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已经很难在都市生活中见到。随着线上社交媒体的普及,当面的传统拜年甚至电话拜年,都越来越多地被发线上红包所取代。

  以家族亲缘为基础的乡土社会渐渐消逝,都市生活与许许多多的春节习俗难以相融,人们抱怨着年味越来越淡,社会的原子化越来越明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线上红包正是现代都市人碎片化生存的体现——以亲缘为基础的稳定的人际关系在消解,我们的生活变得来去匆匆,生活里的过客同样来去去匆匆。不稳定的人际关系,让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距离”的存在,所以说线上红包的发明,可谓恰逢其时:过年与“不熟”的亲戚们的社交都能够用线上红包解决,可以避免很多尴尬的对话和难以回答的问题。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提到从前现代到现代,人们需要的已经不是以建立在忠诚关系和荣誉规则上的友谊,友谊是一种对人与人之间保持合理距离的信任。去亲缘化的人际关系和去制度化的友谊一样,人们需要的自我的空间和对于侵入他人空间的绝对克制。这样一来,反倒让我们的人际空间拥有了更强的容纳性,线上红包,正是当代人维持这种空间距离的工具之一。

  《现代性的后果》,作者:[英]安东尼·吉登斯,译者:田禾 译/黄平 校,版本:译林出版社2011年2月

  然而,人类对于“距离”的态度是矛盾的:我们渴望尊重彼此的个人空间,同时也渴望能彼此靠近。这大概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怀念逐渐淡去的“年味儿”。中国人的关系习惯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年味儿”,其实就是带着家长里短烟火气的“人味儿”。以“下沉”为宣传要点的新媒体产品,都喜欢说自己拥有“满地烟火”。懂生活的人都知道,“烟火”俩字,不只代表了浪漫化的人间。

  回到乡村老家过年的人们可能在渴望着独处的空间,在自家沙发上用手机抢红包的人们可能在渴望着红红火火的春节。在这两种相悖的态度间逡巡,也许就是生活的常态。